中华民族是屡经大难而不断兴盛的民族。在20世纪，推进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事业有三大历史伟人。首先是孙中山。他第一个喊出"振兴中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斗争史揭开了新篇章。第二个是毛泽东。他领导建立新中国，宣布"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初始目标--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第三个就是邓小平。他领导中国人民开始富起来，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高目标--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迈进。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的百年梦想。既然这个梦想已经产生了一百多年，那么，我们党为什么现在要特别提出中国梦呢？归根到底是为了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而我们党要凝聚全民族的力量，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奋斗，就必须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众里寻他千百度！而作为国家新兴行业--半导体行业的一员，我们应该如何发光发热，来实现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中国梦呢。而作为华宏宏力的一名党员，我们如何才能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前提下，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自己的力量呢？
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更需要凝聚全民族的力量
在2012年召开的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这两个一百年目标的提出，标志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不断临近。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然而恰如中国一句古语所说，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接近目标，我们面临的问题也就越复杂、越突出。
党的十八大报告告诫我们，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从国际环境来看，我国正处于将强未强的成长期，一方面，我们仍面临着霸权主义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技术优势的双重压力；另一方面，我国作为新兴力量的迅猛发展，引发了世界力量格局的重新调整，使得既有大国对我国的警惕、防范心理急剧上升，一些周边国家的疑虑和猜忌也在增强，加之以中国与西方等国家在发展道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引发了各种敌对势力的仇视和恐惧，使国际上的恐华、反华、遏华的声浪开始抬头，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化。从国内环境来看，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一方面，我国仍面临着完成工业化和实现现代化的双重任务，面临着产业升级和社会转型的巨大压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的快速发展，使得各种矛盾集中爆发；另一方面，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使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利益诉求越来越高，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差距也有所扩大，凝聚社会共识的难度增大。这种状况表明，我国正处于民族复兴道路上的一个特殊的敏感时期。这些矛盾是发展中的问题，会随着我国的进一步发展逐步得到解决，但我们绝不能对可能出现的风险掉以轻心。在这种内外因素相互交织的矛盾凸显期，因突发事件引发不稳定可能性确实存在，某些国外势力借机进行投机性冒险的可能性也不可忽视。如何顺利跨越这一特殊时期，是我国走向民族复兴目标必须克服的难题。为此，凝聚全民意志以应对各种挑战，成为当前一项重要任务。中国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
习近平同志指出，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今天，更需要下功夫去凝聚共识，要找思想认识上的最大公约数。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就是海内外所有中华儿女心目中的最大公约数。中国梦的提出，以极具冲击力和感染力的语言表达了每个中国人的心愿，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提供巨大的精神力量。我们党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都曾提出过鲜明的奋斗目标和口号，如"打土豪，分田地"、"把日寇赶出中国去"、"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等等，充分发挥了指引前进方向和凝聚最大多数人意志的作用。现在，到了和平建设时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着日益复杂的利益关系，我们更需要能调动最大多数人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目标和口号。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价值观念也出现了多元化，如何凝聚全民意志，冲破当前的发展瓶颈，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实现自己的梦想就拥有广阔的空间。中国梦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统一起来，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涵盖了中国最大多数人的集体和个人梦想，凝聚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最大共识，概括了当代中国人最核心的价值追求，必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后斗争中发挥冲锋号的作用。
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是凝聚民族力量的关键
要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然不仅仅靠提出目标和口号，而是要充分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去共同奋斗。正如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实干才能梦想成真。至于如何实干，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方方面面的改革与发展，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能会提出不同的侧重点。但是不管从什么角度入手，都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都必须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使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是我们党九十多年来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之所以能够顺利实现突破，正是由于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实行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同志将其称为人民群众的创造。这条历史经验今天仍然适用。党的十八大报告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列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八项基本要求的第一条，再次强调了这条历史经验的重要地位。近年来，关于"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有过一番争议。有人借口加强"顶层设计"，否定"摸着石头过河"。这实际上也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的背离。所谓"顶层设计"，是指改革要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但是，绝不能因此否定中国改革的历史经验。"摸着石头过河"是一句俗语，其中包含着许多合理的内涵，包括问题导向、实践第一、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等方面的内容，绝不能理解为无方向的瞎摸乱撞。我们的改革需要理论指导，但绝不能违反实践第一的原则，搞脱离实际的主观设计。改革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摸着石头过河"也包含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多次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统一的。要处理好"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两者的关系。这些论述不仅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这一根本工作路线。
中国梦包含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三个方面，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人民幸福是其最终的落脚点。在当今中国，一方面，我们仍然面临着赶超发达国家和反对霸权主义的历史任务，仍然要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放在中国梦的首位；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要更加关注人民幸福，更加注重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使每个中国人的梦想尽早实现。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这就为我们当前的工作，为如何推进中国梦的实现，指明了突破的方向。我们要通过艰苦的努力，通过不断深化改革，破除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真正做到习近平同志所说的，使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必须认识到群众队伍的变化，注意到群众诉求的多样性，处理好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多数人利益与少数人利益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我们党在理论探索中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从正确认识新出现的社会阶层到关注众多的新兴群体，我们所面对的群众和要为之服务的对象在不断变化，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也在不断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在首先考虑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同时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发展，中国梦要求"三个共享"，表明我们党对于实现和维护人民利益问题的认识也在深化。特别是在当前，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所决定，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尚需要较长的发展过程，因此，强调实现"机会"的"共享"，具有特别重要和紧迫的意义。可以说，中国梦的"三个共享"进一步把握住了现阶段实现和维护人民利益的关键。习近平同志曾指出：要创造和维护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社会环境，让每个人通过努力都有成功机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强调，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对我们党群众立场、群众观点的新发展，也指明了我们今后的工作重点。
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讲的"以人为本"，绝不是照搬西方的价值观。这里所说的"人"，也不是西方人道主义思潮中所讲的那种抽象的人。我们讲尊重"人"，是从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出发的，不是从天赋人权的历史唯心主义抽象道德原则出发的。我们讲的"以人为本"中的"人"，既是指全体人民，也是指人民之中的每一个具体的人，是总体与个体、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在革命战争年代，广大人民群众的个体利益与总体利益高度一致，我们更多地强调人民的总体利益，强调个体利益服从总体利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群众的总体利益是一致的，但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之间以及不同群众个体之间具体利益上的差异有所扩大，我们党必须要处理好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早涉及这一问题，提出了要首先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利益的思想，在处理多数人利益和少数人利益、总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关系的问题上取得了认识突破。进而，我们党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这里所说的"人"，就是指人民群众中的每一个人。胡锦涛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梦进一步丰富了这方面的思想，提出使中国人共享人生出彩、梦想成真的机会，这就对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和途径作了更进一步的阐释。《共产党宣言》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但是过去的传统理论观点单纯强调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到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而忽略了其现实意义。现在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看作是必须从当前开始的一个长期的历史阶段，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看作一项必须从现在做起的现实任务，这就从理论上解决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如何把总体利益与个体利益有机统一起来的问题，也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个人权利至上、超阶级国家等思想划清了界限。我们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必须分清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牢固确立党的群众立场、群众观点。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凝聚民族力量的必由途经
要实现中国梦，要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必须要有统一的意志，必须要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而要实现党的坚强领导，就必须改善党的领导，首先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我们党正是依靠群众路线取得胜利的，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程中创造和发展了这条路线的。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面临着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存在着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战胜这一切考验和危险最有力的武器。只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党才能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避免斗志松懈；才能不断从群众中汲取力量和智慧，克服自身力量的不足；才能不改革命初衷，抵御消极腐败的侵蚀。因此，只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才能确保我们党永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才能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这也正是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远意义所在。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到延安访问，曾向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历史周期律问题，提出"人亡政息"、"政怠宦成"、"求荣取辱"等危险，这是他从中国历史上得出来的教训，应该说有很深的洞察力。从我们今天面临的情况来看，这些危险是现实存在的。"人亡政息"表现为一些人信仰缺失、精神懈怠；"政怠宦成"表现为党内、政府部门内存在着官僚主义、消极腐败；"求荣取辱"表现为一些地方和部门盛行的形式主义、政绩工程。集中起来恰是当前中央要求全党大力反对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当年毛泽东同志曾就打破历史周期律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这就是要实行"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中国共产党所讲的民主，不仅仅是程序上的民主，而且是人民享有实质上的民主，当然也包括"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是克服"四风"最有力的武器。在当前形势下，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既是对党的光荣传统的继承发扬，又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在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之初，有的同志对集中反"四风"感到不过瘾，认为只有抓大案要案才够劲。而实际上"四风"问题更带有普遍性。"四风"不除，政风不清，就像一潭浑水，滋生并掩盖了大量腐败行为。这也就是习近平同志所说的要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
也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曾用愚公移山来比喻中国的革命，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用自身的努力感动中国人民这个上帝，一起起来搬走压迫人民的大山。而今天，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也正面临着胜利前夕最困难的时期。时代要求我们当代共产党人，用我们今天的努力来感动当今的"上帝"，把十三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成实现中国梦的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
半导体产业--创芯梦，中国梦的实现
半导体产业--作为近几年中国的一个新兴产业，他的发展模式何处寻？多少年来，在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模式上，无数的半导体人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但正如"斯芬克斯之谜"一样，只有冥思苦想才能得到完美答案。idm? foundry? fabless? 虚拟idm?这是个问题，这是个大问题。
抛开企业个体发展来谈产业模式，或许您会觉得是论"水中月，镜中花"，诚然每个企业的良好发展是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基础，是"如何做"的实践论的执行者，但作为探索"以何做"的方法论，尤其是思考产业整体发展的顶层设计来讲，模式的确立是"谋定而后动"的前提。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半导体发展到底该采用什么模式。希望本文的讨论能够解开中国半导体发展模式的"斯芬克斯之谜"。当然由于我才疏学浅，以及几千字的篇幅肯定很难全面、系统、正确地解答这个问题。而我也只是提出这个问题以及我的深思浅见，以求"一石激起千层浪"，让业界探寻这个问题的终极答案。
它山之石 可以攻玉。三言两语难以说清每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模式，也只好"窥斑见豹"，在探索答案之前，先简要看一下半导体产业发达国家或地区在寻找发展模式之前的产业突破点。首先从韩国说起，韩国因为国家小，民族性等"国家加市场"的多个"小而精"的特点，采取的是"点式"突破，比如重点支持个别企业（比如三星），先寻找某一个突破点（存储器），来作为发展半导体产业的突破点；而台湾则因为岛屿原因，没有产业纵深（当然，目前大陆就是台湾的产业纵深。但在台湾半导体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基本没有利用大陆的纵深），选择了做专做精、分割产业的"线式"突破，寻找适合自己的产业环节，比如在foundry和封装这两条线上寻求突破，通过深耕细耘，做到全球第一。进而找到了适合台湾发展的半导体产业模式；而美国则因为强大的产品定义能力、标准制订能力和产品设计与制造能力，采取了从标准、产品定义到设计、制造一体的"面式"突破，这种集大成的"面式"突破为美国成为全球半导体第一大国，寻找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发展模式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上述只是对这三个地区一个产业突破点的粗略分析，这个"点""线""面"不是上述三地的发展模式，甚至在突破点上也未必能完整来概括。同时日本这个曾经强大的半导体大国的兴衰也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深思，而因我对日本产业缺乏深入研究，本文忽略了这一块。这些都有待业界去深入分析和思考。）
找到了突破点，才能更好地寻找产业发展模式。而上述三个国家和地区的成功既有着适合自己"国情"或者"地区情况"的个性，又有着国家（"政府"）战略和大企业战略的高度统一以及产业发展上的战略性和市场性的有机融合的共性。在这个大前提下，虽然发展模式不同，但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基础、不同的能力和不同的产业发展阶段才能够殊途同归，成为全球集成电路角力场的佼佼者。
每一种模式或者产业突破点都要符合国情，尤其是能够发挥自己的强项。那我们的强项呢？那就是市场、终端、资本以及政府的宏观调控。我不想用繁琐的文字来表明中国的市场有多大，我不想用枯燥的数据来说明中国有多少世界第一的制造产品线；我不想用花哨的大道理来阐述终端和芯片结合的重要性。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业界有识之士都想到，也都提到要想发展好芯片产业，必须把中国的市场和芯片结合起来，把终端企业和芯片产业结合起来，把市场和终端的巨大源泉引到芯片产业来。芯片产业发展最根本的驱动应该是来自市场的需求，来自市场/终端的"水"。"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个源头就是市场和中国的制造与终端企业。或许我们的发展模式还在迷雾中，但在突破点的思考上我想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突破点则可能是集资本、半导体制造、芯片设计和终端制造为一体的"体式"突破点。
但现在我们的系统公司、芯片设计公司和芯片制造之间要么是"老死不相往来"，要么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很难有患难与共的战略合作关系，共同制定标准、定义产品、探讨商业模式的深度合作。如何改变这一切？那就必须要"先恋爱""再结婚"。怎样引导终端企业和芯片产业的"恋爱"，在市场经济时代，靠行政命令是不行的，靠爱国口号也是不行的。所靠的就是"利益"。因为企业都是逐利的。并且也只有有"利益"的合作才能够持续，也只有双方受益的模式才能更健康，更持久。通过投资合作这条链，把大家串在一起。是的，这可能会导致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段上或者某一个领域内会因为"相互帮扶"走得慢，但要想走得快,就一个人；要想走得远,就抱团一起走。半导体产业不是百米跑，而是马拉松。我们已经输在了前段，决不能输在后程。
怎样引发终端企业对芯片产业的投资积极性，怎样串联，就是靠投资，甚至相互投资、"隔代"投资（比如foundry厂如获得设计公司的投资，则对foundry厂的中立性有损害，但如果设计公司的客户来投资，则这种"隔代亲"的投资不仅避免了上述情况，还为foundry带来了客户以及对最终市场的理解。"隔代亲，代代亲"。产业投资亦是如此。）。靠这种关系，资本这个无形的手才能把半导体的供应端和需求端结合起来。这里就有我这"十问中国半导体"的核心思考："堵""疏"理论。何为"堵"？就是对一定规模的、消耗芯片较多的终端企业（也包括中移动等电信运营商、国家电网等工业巨头），尤其大企业，比如在申请高新企业、人才政策、税费优惠、研发中心等需要政府"支持"时，对投资芯片产业要有一定的对应要求：那就是必须要有一定规模的对芯片产业的投资。这个"堵"也就是你在向政府需求的时候，必须有一定的付出。
而犹如治水，治理"终端"这股洪水流向芯片行业这个急需灌溉的良田，必须有"堵"，但更要有"疏"。只有终端企业通过投资赚到了钱，才有积极性。与"堵"相比，这个"疏"更重要。如何"疏"？我有两个建议。一是中央政府为主，地方政府为辅，政府成立大规模的投资基金，这个大规模投资基金的目的除了进行针对芯片产业的定向投资外，更重要的是配套终端企业对芯片产业的投资。如果一家终端企业投资了芯片企业10亿人民币，那么政府的引导基金可以按照1:1配套10亿人民（比例可以根据产业的发展情况、终端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以及需要投资的芯片公司的市场性与战略性进行动态调整。比如投资芯片设计行业的配套比例可以低于投资制造企业的比例。而这个投资必须是对制造、设计、关键设备和材料产业的并存投资。为何半导体的制造与设计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我在后面的问题"制造与设计的关系"一文中会进行详细地阐述）。而中央可以把中央出资的10亿元人民币中的20%划拨给终端企业的投资。并且中央投资的10亿的分红完全给与终端企业。相当于终端企业投资了10亿元，但享有20亿元投资的分红比例，以及相当于12亿元的股权受益。而同时为了降低半导体企业的政府色彩，提升龙头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基金和被投企业的决策效率，这个基金需要寻求更多社会资本和产业资本进入。政府基金发挥引导和鼓励的作用，而真正主导的应该是市场化的、具有中立色彩的社会资本和产业资本。国资则作为长期"相对小"股东，发挥种子、引导和杠杆的作用，以"扶持产业为主旨、引导投资为目的"的原则，最终寻找合适的时机在保证"国资不流失"的原则下退出。为了更好地疏通，另一个建议就是尝试在资本市场做文章，对芯片行业的上市企业实施单独排队上市，并购重组单独审核。按照对投资者、对资本市场、对产业等多方面负责的态度来审核芯片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运作。真正起到鼓励芯片公司通过资本市场的杠杆作用来实现企业做大做强的作用。
有了上面的"堵"和"疏"，这就促进了产业链供需两端的"恋爱"，谈起了"恋爱"，至少改变了"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的"思君不见君"的局面。为以后供需两端的"结婚"奠定了坚定的"感情"基础。而在对以后终端公司采纳芯片，或者芯片设计在国内制造的时候，同样可以采用上述的"堵""疏"理论。最终使得中国半导体产业按照制造、设计和应用的三位一体的"体式"发展突破点，实现了供需两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合作。而在这个思考中，产业链上的企业既有各自发展（利用分工细化的专业化带来的契机）、又有上下合作（解决了中国芯片产业上下游缺乏紧密合作的弊端）的求"统"（结果求"统"）存"异"（发展为"异"）的"体"式突破点后，或许就可以去探寻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模式这个"斯芬克斯之谜"了。
俯卷回思，发现在探寻产业发展模式面前的渺小，于是"退而求其次"希望找到寻求发展模式之前的产业突破点。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中国半导体，但却很难看到一个完整的中国半导体。而对于我们的发展模式来说，依然如此。其实回到"斯芬克斯之谜"，我们都知道这个谜语的答案是"人"。而其实我们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模式的"斯芬克斯之谜"的答案何尝不也是人呢。不是我们自己呢！德尔菲神庙前石碑上镌刻着"认识你自己"，对我们个人而言，认识我们自己非常关键，而对我们的产业更是如此。清醒地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的产业。这就是我今天第一问的答案。
而作为华宏宏力三厂制造部的一名党员，首先我们要从精神层面上去认识"三个谁"--"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才能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身体力行，言行合一，为国家的建设添砖加瓦，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自己的力量。不仅是管理阶层要知道我们公司的目标，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宣传目标，让所有群众知道我们的目标，从而发挥团队精神，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在完成目标的同时，我们也要为群众争取一定的利益。希望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来为群众争取更大的利益，从而鼓舞大家的士气。这是我们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所谓条条大道通罗马，作为一名从事高科技工作的国家建设者的党员同志，我们要发挥自己的强项，从现有的资源着手，优化生产制造流程，加强派工体系，改善生产计划，团结其他部门，身先士卒，发动整个公司的党员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在确保公司各项kpi都能达成目标的前提下，为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循序渐进，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为中国梦的实现而努力。
华虹宏力三厂制造部支部 吴亮
